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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秘密證據 規則的解釋與完善

發布時間:2020-10-09 15:35:57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三十二條先后兩次出現“初步證據”這一表述,但并未詳述何謂“初步證據”,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審理侵犯商業秘密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商業秘密司法解釋》),也未能給出明確指引,這造成了實務工作的理解分歧。在尚無司法解釋予以明確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法律解釋方法暫時加以解決。

    “初步”之含義并非指向相關證據本身的證明程度,而是相關證據對于法律關系全局或某一法律事實證明的幫助意義。

    一、變通商業秘密具體內容披露進程

    依據現行證據規則,原告完成對“保密性”的證明后,將推定商業秘密符合法定構成要件,除非被告能夠提供其他構成要件方面的證據予以推翻?紤]到商業秘密自身特性,僅僅將“保密性”作為推定的前提條件并不合理。結合生活經驗考量,若被告確未實施侵權行為,也未從任何途徑接觸到涉案信息,如何應對原告對其侵犯商業秘密的指控,證明責任從何而起?同時也無法排除原告惡意訴訟,希望借助質證獲悉被告商業秘密或妨礙競爭對手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可能。

    為限制此類惡意訴訟,應當在商業秘密構成要件認定的過程中納入原、被告雙方各自掌握信息的比對環節,并結合保密性的證明要求進行證據責任轉移。具體做法是原告在訴訟過程中,需適當披露商業秘密的載體和具體內容,披露程度由法官根據訴訟進程確定,但不必展示涉案信息的全貌,只要使法官達到內心確信,認可商業秘密存在具備一定可能性即可,此時產生證明責任轉移的效果。如此設置適當平衡了雙方當事人的對抗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惡意訴訟的產生。此次《商業秘密司法解釋》第27條規定,原告所主張商業秘密的具體內容應在“一審法庭辯論結束前”予以明確,對上述披露進程設置了最遲期限。

    二、通過整體解釋化解表述與邏輯矛盾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設置了商業秘密侵權行為證據規則,該款證據規則設置存在較多爭議,尤其集中于該款舉證責任轉移的前提條件中,“提供初步證據合理表明商業秘密被侵犯”與“提供以下證據之一”的矛盾關系。二者之間呈現出混亂交叉的關系,因為屬于商業秘密可能被侵犯的情形,恰恰可以歸入“提供初步證據合理表明商業秘密被侵犯”之中。欲借助法律解釋工具緩和此矛盾,只能通過整體化方式將“提供初步證據合理表明商業秘密被侵犯”與“提供以下證據之一”解釋為一體而非兩物。換言之,該款列舉的證據情形,即作為初步證據表明商業秘密被侵犯的狀態。

    除了此處概念的矛盾關系,該款還存在其他一些邏輯上的混亂與語義瑕疵。首先,第(二)項“披露、使用的風險”,在實踐中可以具體解釋為被告與原告經營同類業務,原告前員工(非管理層或專業技術人員)就職被告單位等。然而“存在風險”無法直接等同于“合理表明商業秘密被侵犯”,這是語義上的矛盾。

    其次,該條第(一)項的表述采取“有渠道或機會獲取+實質上相同”,但從實踐審判經驗來看,更多使用的是“接觸+實質相同”這一原則,其中區別在于“獲取”作為一種侵犯商業秘密的具體行為,本身意味著侵權已經證實,何必再重申“實質相同”?而“接觸”并無此意義,只有借助“實質相同”這一工具,才能推定出“獲取”等侵權行為。換言之,“獲取”乃推定的結果,而“接觸+實質相同”才是前提事實,二者不應混淆。

    最后,第(一)項中“有渠道或者機會獲取商業秘密”與第(二)項中“有被披露、使用的風險”本質上具有相似性,前者是獲取商業秘密的或然性,后者是商業秘密被披露、使用的或然性。前者需要滿足“其使用的信息與該商業秘密實質上相同”這一并列條件,后者卻未明文提及。為了便于司法人員理解,建議保持前后規定的一致性,即在第(二)項內容中增加“實質上相同”這一條件。

    總體來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中的列舉規定欠缺合理邏輯,且實際可操作性不足,但是,由于新法出臺后尚未出現典型案例,相關案件數量也屈指可數,應當在后續實踐中積累審理經驗,待修法時機成熟再完善證據規則條款,明確重申“實質相同”這一工具的重要性,并以列舉形式細化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第(三)項所指的“其他證據”情形。

    吳太軒 鄭榕鑫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責任編輯:張凱甲    

文章出處: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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